西元一世紀時，佛教僧人進入中國。在接下來的魏晉南北朝時期，佛教義理更是隨著僧人的腳步傳播開來。儘管西元三至六世紀，戰火連天，不少高僧卻因為避難，離開原本住持的寺廟，在大江南北建立佛教中心。
釋慧遠就是眾多避難傳法的高僧之一。他出生於山西太原，13歲時就曾跟著舅舅遊學許、洛。21歲時，儘管當時南北政治對立，求知欲甚強的他依舊一心想前往江東尋師訪道，精進儒學。沒想到，時局混亂，交通連帶受阻，迫使慧遠半途折返。不過，天無絕人之路，回程的路上，慧遠在恆山遇見了一輩子的恩師—釋道安。聽過道安宣講《般若經》後，慧遠深深為佛經的奧妙所折服，毅然削髮成為僧人，拜投道安門下。
西元359年，由於北方旱災蝗禍不斷，加上盜賊橫行，道安因而決定離開恆山。時年26歲的慧遠與其他五百多名弟子隨著道安一路漂泊，逐步往南遷移。在路上困頓流離七、八年的他們，最終到達襄陽檀溪寺。他們一行人在襄陽住了十多年，原本以為可以就此安定下來，但西元373年，前秦進攻襄陽，釋道安被俘。臨行前，道安遣散弟子，吩咐他們要繼續弘揚佛法。無奈之餘，39歲的慧遠只好拜別恩師，帶著數十名弟子上路，先至荊州，住上明寺。後來他想起曾與同學慧永相約在現今廣東的羅浮山結屋修行，因此再度上路。途中經過潯陽時，廬山的清幽美景或許撫慰了釋慧遠的心，他因而決定落腳廬山，起造東林寺。
相較於奔波的前半生，慧遠的後半生相對平靜，而且直到去世前的三十多年，慧遠未曾離開廬山一步。即便如此，慧遠依舊催生許多重要佛教經典的翻譯、吸引南北大批僧俗追隨，讓廬山從邊地一躍為南方佛教中心。令人不禁好奇：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？
在慧遠的僧人生涯中，書信扮演了非常關鍵的角色。尤其當慧遠未像年輕時一般四處求法傳法時，信件代替他，到各處去，為他完成宣揚佛法的任務。慧遠與他人的通信目前已知將近80封。雖然這些信件都不是以完整的形式保留下來，大多數只存隻字片語，但其可貴之處在於讓我們瞭解到慧遠的通信網絡。一方面，他的通信對象不限於僧人，還擴及皇室成員與官員等；另一方面，他的通信範圍不限於南方，還跨越了國界，遠及後秦境內。
從現存的信件來看，慧遠在北方的通信對象，主要是後秦的皇室成員，以及外國僧人。比如，後秦君主姚興時常派人帶信及禮物給慧遠，也曾邀請慧遠為《大智度論》的中譯本作序。慧遠也很快回信，感謝姚興的邀請。透過信件的往返，慧遠得以鞏固政權統治者與他之間的關係。此外，當佛馱跋陀羅遠從罽賓抵達長安時，慧遠一接獲消息，便致信佛馱跋陀羅，邀他到廬山譯經。而佛馱跋陀羅並非特例。在現存信件中，慧遠通信最多的對象是鳩摩羅什。數量並不能證明慧遠實際上最常寫信給鳩摩羅什，畢竟要考量到這些信件之所以留存下來的原因，可能是基於慧遠與鳩摩羅什在佛教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。然而，慧遠與鳩摩羅什通信之頻繁也值得注意。細讀兩人的書信，通常是慧遠問，鳩摩羅什答，內容以佛理經義的理解為主。透過信件的往來，兩人切磋、論辯，藉此促進了南北佛學交融。
信件既然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，那麼，慧遠的信件是如何傳遞到廬山之外的地方呢？根據史料，我們知道慧遠有一名專屬的信使為他送信到北方，也就是他的弟子釋曇邕。據《高僧傳》記載，曇邕原是關中人，曾經參與前秦對東晉的戰爭。敗戰後，他回到長安，便拜道安為師。等到道安坐化後，曇邕離開長安，前往廬山拜慧遠為師。或許由於曇邕出身關中，熟悉當地風俗及僧團，加上他「形長八尺雄武過人」，足以克服遠行的風險，因此，他來往廬山長安為慧遠及鳩摩羅什送信，時間曾長達十多年之久。
簡單而言，儘管戰爭與政治分裂造成南北阻絕的情勢，但弔詭的是，僧人的避難流動卻能將佛教的義理帶向更遠之處，而信件的傳遞也能補足人們無法隨意跨境移動的缺憾，兩者均為佛教的傳播發展起到推動作用。
參考資料：
（梁）釋慧皎，《高僧傳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2）
玉木俊明，《移動的世界史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，2020）
Wen-Yi Huang, “Itineraries of Letters: Agents of Buddhist Exchanges and Interactions in Asia, 200-600 CE,” Mobility in Antiquity: Rethinking the Ancient World through Movement. London: Routledge. (forthcoming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