衡觀中國律學的發展，始於曹魏嘉平年間（249-253），當時中天竺曇摩迦羅來到洛陽，看見中國僧人只是剪落鬚髮、身穿染衣，以別俗人，卻沒有戒法的受持儀軌，至於齋懺法事也以一般祭祀方式施作，於是在嘉平二年（250）譯出《僧祗戒心》，即摩訶僧祗部的戒本，做為僧眾持戒的依據。又敦請十位梵僧建立羯磨法，肇啟以十大僧傳戒法的先例，這是中國有戒律和受戒的開始。
嗣後，律典持續傳譯入華，計有薩婆多部《十誦律》、曇無德部《四分律》、大眾部《摩訶僧祗律》以及彌沙塞部《五分律》，以上即所謂「四律」。四律當中，除《五分律》未曾弘通外，《十誦律》、《摩訶僧祗律》曾盛行於宋、齊、梁各代間。江南一帶多尊奉《十誦律》，關中及其他地方，則多崇尚《僧祗律》。其中，《十誦律》最為盛行，《梁高僧傳》「明律」篇〈傳論〉有記：「雖復諸部皆傳，而《十誦》一本，最盛東國。」由此可知中土一開始乃諸律並弘，但仍以《十誦律》奉持最廣。
如此景況，直到北魏孝文帝年間（471-499），五台山北寺法聰律師輟講《僧祗律》，而專心致力於《四分律》的研習弘揚，並口授《四分律》綱要。其後復經時任僧統的大覺寺慧光律師（468-537）刪定《羯磨戒本》而著《四分律疏》，世稱「光統略疏」，不僅奠定律宗基礎，同時開啟《四分律》疏釋之風。自此以往，《四分律》學一枝獨秀，並於唐時達到鼎盛。
而在當時眾多傳律的祖師中，南山律宗的道宣曾特別稱許智首，如此言道：「戒律傳入中國雖已六百餘年，但學人對於戒的體相多迷昧難解，或是揉雜五部，在實際行持上也往往依從各家師說，未有統一標準。而今律學諸部得以並駕共弘，七眾戒律悉以唐代為標準，這都是仰賴智首律師用力所致！」這不禁令人好奇：智首在弘律上究竟有那些功績而獲道宣如此稱歎？又對律學做出那些貢獻？這些或可從智首的傳記裡管窺一二。
釋智首（567-635），俗姓皇甫氏，為西晉醫學專家皇甫謐之後裔。智首初依雲門寺智旻薙度出家，而智旻即為北方大禪師僧稠的高足弟子。出家以後，智旻認為他年紀尚輕，因此只傳授沙彌戒法，但智首不以此為足，反而獨自研閱《佛遺教經》，期許以戒為師。過後數年，智旻觀其志行堅深，這才應許智首稟受具足大戒，時年二十二歲。受戒以後，復擔憂自己是否確已領受比丘戒，便在古佛塔前請願祈禱，感蒙佛身顯現且用手摩娑頭頂，因而確知自己得戒。這可視為後來南山律宗相當重視是否獲得戒體的開端。
從此以後，智首益加精進鑽研律學，不僅自身操持嚴謹、恪守戒規，許多律儀縱使沒有師授，亦能獨自行持，並在後來參對律典時發現律文所記與自身所行若合符節。對於各部律典亦詳加研讀，尤其當律典間彼此遇有事義衝突時，智首也能消釋滯礙，進而融會而點明箇中要義。在聞律學習方面，智首也往依從慧光高徒──道雲門下另一系的道洪律師聽聞律學，在眾會中學思超拔、通達各部律文，無人能出其右。也因此在未臻而立之年以前，智首早已聞名遐邇且廣開律學講席，門人弟子從其受學者甚眾。
除卻講授律文外，在實際整編律典方面，時值隋文帝廣召天下僧侶重振律學，智首便與其師智旻同往長安總持寺，除了肩負律典講席的工作外，更在四年內考定三藏眾經，將佛典中與戒律相關者逐條摘錄，使得原本戒規缺漏者得以補全。然而，當時關中崇尚大眾部的《摩訶僧祇律》，雖然往年已有洪遵律師創開《四分律》講席，但僧眾普遍對於該律仍較為輕忽。對此，智首乃合觀二部律典，消釋彼此事例出入，並作提綱挈領，申明兩部律典共通之處，因而弭平疑難，大弘《四分律》學。此外，智首也依據道雲所撰《四分律疏》九卷本為基礎，詳細比較各部律文異同以資取捨後，分鈔五部律典為二十一卷，使彼此條文各安其所，不相混亂。這部鈔疏世稱「廣疏」，與慧光的《略疏》、法礪的《中疏》並稱為律宗「三要疏」。後來在唐太宗貞觀元年（627），遇有天竺僧侶攜梵本佛典來華，智首在協同助譯之餘，也摘鈔了新譯佛典中與戒律有關的內容，一一諮詢整理。總此皆可看見智首在律典考校和著錄上的工夫。
晚年的智首仍誨眾不倦，並於貞觀元年（634）受唐太宗禮請而駐錫長安弘福寺，期間拔擢優秀僧侶無數，使得僧數流芳不輟。隔年，因宿疾病發，即卒於弘福寺，享壽六十有九。
從智首的一生，可以概見其對於中土律學的發揚主要在幾個面相上：其一，對於戒律的熱情與操持：按中國佛教發展史，進入隋唐時期已然形具宗派，但智首仍一生奉戒為學，不作其他宗派經論的探求，這沒有相當熱情與執念是難以支持的。而在自身操持上，智首也身體力行結合實踐與戒學，不使戒律淪為空口條文，除透過嚴格地依戒行持檢視所學外，也能由此服眾、樹立榜樣。其二，廣開律學講席：倘若僅僅自身嚴守戒規，能夠影響的層面終究有限。而智首從年輕起便多次肇開講壇，透過講授宣化更大範圍地將律學弘揚出去，這在學術傳播流衍上具有極大的影響力。其三，校理律典與注疏：如果說授眾講學是同時代間平面式的傳播，那麼綜理律典與鈔撰《廣疏》，便可謂是跨越朝代而向後流傳的重要途徑。透過疏理律典中的條文和事例，在文獻上有實務保存之功，也使後學有所依憑。其四，消釋各部律典衝突：從傳記中可以發現，智首治學有項特徵即是融會各部律典，化解彼此衝突與疑難，而他之所以能消弭《僧祇律》與《四分律》兩造矛盾的關鍵，也是透過合觀典籍、消釋疑難進而融會貫通。至於《廣疏》，亦是建立在分鈔五部律文和校訂箇中異同的基礎上完成的。從學術集大成的角度上來看，能夠專精一部律典已非容易，但智首優異之處即在於能夠兼通數部，並在校異的工夫之上進而做到求同會通，因而能建立對各部律典的解釋話語權。綜上數點，無怪乎後來繼承其學的道宣律祖給出如此評價：「自隋文帝末葉以迄唐太宗間的三十餘年，中土談律無人能與智首相抗衡。而唐代以律學聞名者，也都仰賴智首汲引之功。」可謂推崇備至。
參考資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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