遊方僧:慧達

[主題研究] 游觀作為一種佛教修行:六朝稽胡僧人慧達的轉化

作者|劉苑如
2022/07/12
  佛教作為一種外向傳播的宗教,佛陀不執一地的遊方實踐,奠定僧人心性修養、學識養成與弘揚佛法的重要基礎,在中國歷代僧傳中也可以觀察到僧人常因尋師訪道、召請、弘通等因素而雲遊四方,取得宣揚佛法、著述立說、或者整理佛典的成果,然而卻無法取代尋訪聖跡,朝禮塔寺的朝聖行動,不僅藉由佛陀出生地、修道、成道、說法、乃至涅槃的八大聖跡,以及先賢護法事蹟,遊觀諸般「不可思議」殊勝妙境之示現,更可與古今誓願連結的因緣,召喚踐行成佛之道的本心。

  慧達(約354~436),本名劉薩荷,又做薩河、薩何,或薩訶。他原為西河地區一個目不識丁、性嗜殺戮的武人,後因歷經了地獄罪苦、死而復活的入冥經驗,於是出家,改名為慧達,從此不斷遊化、興福,發生種種感通神驗;而後西返遊化,活躍於河西走廊,擁有眾多信徒,逐漸被列入高僧、乃至神僧的行列。劉薩荷和尚的故事流傳久遠,然在其生前他的影響力仍是區域性的,到隋唐時期才逐漸被神異化,從高僧而神僧、而菩薩、而佛,號為「劉師佛」、「胡師佛」或「蘇何聖」。它所代表的正是一個由俗到聖、由聖而神的過程。

  從南北朝以來,有關慧達的文獻,除了法顯(340 ~ 418? )《佛國記》記錄不詳的支言片語外 ,主要可見於《冥祥記》、《高僧傳》、《梁書.扶南傳》、《劉薩訶和尚碑記》、《集神州三寶感通錄》、《續高僧傳》、《法苑珠林》、《廣弘明集》、《劉薩訶和尚因緣記》等。大致可分為三個系統:一是以王琰(454?-約520年)《冥祥記.劉薩荷》 為代表,以入冥經歷為敘述重點者;二是以慧皎(497~554)《高僧傳.興福.并州竺慧達》 為代表,以廣尋江南阿育王塔、像聖跡為敘述重點者;三以如道宣(596~667)《集神州三寶感通錄》卷下〈神僧感通錄.釋慧達〉 ,則就其西返的行跡來加以發揮,包括本鄉出家、宣道,預言瑞像感應,及死後靈異和建廟塔崇拜的狀況。《冥祥記》是從信仰者的角度來看待劉薩荷,塑造出足以啟悟信心的典範;《高僧傳》與《集神州三寶感通錄》,儘管取材不同,但基本上代表的則是僧侶集團的觀點,目的在塑造可資典範的高僧、神僧形象 。

  無論從信仰者,還是僧侶的角度,皆可用酒泉劉師佛寺碑所云:「吾非大聖,『遊化』為業」,總括劉薩荷一生的成就,主要在其遊化所累積之聖果;而其遊化的動機,則又來自其遊冥的經歷,以及遊方的萃練。然而為何「遊」可以將生性好殺的凡夫,轉俗為聖,造就為高僧、聖僧?他究竟如何修己以趨聖?而出家之後的慧達又如何透過「遊」,將專直無佛的稽胡族人,轉變敬奉神佛之人?也即是他究竟如何化人?從「遊」到「啟悟」之間應如何連結?若從宗教語言的角度來說,「遊」不僅是一種外在空間的移動,也可作為一種出離「本我」的譬喻。而這種自我位置的空間移動,固然可帶來所觀、所見的視野改變,達到一種新的認知與境界,由視轉識;而持續專注觀想,也往往可超越「本我」與「非本我」的界線,進入神秘超覺的狀態,由俗轉聖。透過上述三種劉薩荷生命故事的書寫,從「遊/觀」的角度,正可見中古時期如何表述與認知佛教的修行,以及其在佛教史、文化史與文學史上的意義。

  從游/觀經驗來詮釋劉薩荷(約354~436),就可發現王琰(454?-約520)《冥祥記》、慧皎(497~554)《高僧傳》與道宣(596~667)〈神僧感通錄〉所傳述的這位高僧,傳主的形象顯然各有偏重,而唯一能貫串這傳、記、錄者,就是游觀主題。緣於三種文體的功能各異,可資據以傳述其人的生平資料也詳略不同,王琰與慧皎各自擇取記體與傳體所需,分別敘述劉薩荷生前一段重要的游觀經驗:遊冥與遊方。這些宗教的神秘經驗都有佛經的教義支持,也不乏中國本土的詮釋,從民間傳述到僧傳寫作,顯然有意藉由文學敘述表現:一位僧人如何經歷不同的游/觀,在空間移動中跨越不同生命階段的修行,最終自我完成聖僧的神異形象。王琰、慧皎兩位撰寫者所使用的修辭,都一致使用視覺性的動詞:「見」,配合「行」、「適」等動作,再現劉薩荷遊冥與遊方的旅程。而道宣則追隨劉薩荷「不知所之」的蹤跡,重勘其游/觀體驗的關表遺跡,而一再在《續高僧傳.感通篇.釋慧達傳》和〈神僧感通錄.釋慧達〉使用「歷遊」、「周遊」,見證其遊化的影響。

  劉薩荷事蹟的傳述,既是宣驗撰述者所體認的佛教教義,也關乎當時佛教界對其類型的定位,反過來說,興福科或感通科也決定了敘述的關鍵。王琰多著墨於遊獄的敘述,親睹冥獄之苦與己身之罪,後來的遊方禮塔反而簡筆帶過,可見《冥祥記》記體側重在書寫信仰者的神異體驗。而慧皎則是從《高僧傳》的傳體書寫,略於入冥而重在遊方禮佛、塔,以契合興福的功德。晚出的道宣則緣於聖跡已多,而能補足最後一段的遊方宣化的事蹟,並且尋跡證成其神僧形象。綜合了三人四種不同撰述目的的傳記,方能完整拼成一位聖僧的完整形象,呈現其如何從凡夫轉向修行者、從真實人物變成神異角色,每一階段的游/觀都是一段因緣:出家、興福與宣化。而這些傳、記、錄文體分別各以其文學敘述,彰顯佛教教義的豐富、多元,故在詮釋其諸般感通靈驗之「跡」,也就可從佛教教義史理解其「所以跡」,綜合認識一位歷史上的修行者、高僧、神僧。

  因此,「游」在劉薩荷的記、傳、錄敘述中,不僅是具體可見的遊蹤地點轉移,透過身份的轉移、目標的追尋,也成為佛教修學上出離、捨斷、乃至超越的文學象徵;而「觀」則既是冥界景象、佛、塔示現和劉薩荷聖跡的見證,藉由禮敬、供養、讚嘆、受持等宗教行為來感應聖境與聖者;同時亦潛藏著由專注念頭而延伸的穿透力,以及由影像的投射而延伸的觀解力,也即是由止、觀素養所帶來聖化的智慧、功德、能力與事業。
 
莫高窟第72窟西壁龕外北側壁畫及榜題(晚唐五代)聖者劉薩訶和尚


參考資料:
劉苑如:〈重繪生命地圖:聖僧劉薩荷形象的多重書寫〉,《中國文哲研究集刊》第34期2009年3月,頁1-51。
陳祚龍:〈劉薩河研究──敦煌佛教文獻解析之一〉,《華岡佛學學報》第3期(1973年5月),頁53。
王國良:〈劉薩荷故事研究(之一)──以《冥祥記》為主的考察〉,《魏晉南北朝文學與文化論文集》(天津:南開大學出版社,2002年),頁361-368。
王國良:〈《劉薩訶和尚因緣記》探究〉,收入項楚、鄭阿財主編:《新世紀敦煌學論集》(成都:巴蜀書社,2003年),頁582。
尚麗新:〈敦煌本《劉薩訶因緣記》解讀〉,《文獻季刊》2007年第1期(2007年1月),頁65-74。
丁得天:〈劉薩訶及番禾瑞像的幾個問題〉,《呂梁學院學報》卷16期,頁51-55。